格字取名的寓意和含义(用格字取名意义)

  唐晓敏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雅”的传统。所谓“雅”,首先是与“俗”相对的。民间歌谣即是“俗”,这是不必多说的。“雅”的诗歌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前期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诗歌也有不同。贵族诗歌,从内容上看多写物质享受,在形式上又多追求语言的华美,这也显得不够“雅”。“雅诗歌”是属于文人创作的诗歌,然而,又不是所有文人创作的诗歌都可以称为“雅”的诗歌。创作“雅”诗歌的文人应该是那些有深厚修养的文人,但有深厚修养的文人所写是诗歌也不一定就够得上“雅”。如杜甫“读书破万卷”,是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但他却被北宋的杨亿嘲为“村夫子”。“雅”诗歌的创作,需要诗人有一种闲暇的生活,它保证作者有一种从容的创作心态,并得以精巧而含蓄地表现一种经过控制的精致的情感。就唐代诗歌创作实际看,王维的作品体现着“雅诗”的鲜明特色,而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诗学思想则是对这种雅诗创作经验的艺术总结。

  司空图生于官宦之家而成长于乱世。他的上两代人都入朝做官,官至五品,其父是能诗善文的儒雅之士,并以诗书之才受到当时显宦的赏识。司空图生于这样的家庭,自然有用世之心。然而,司空图还未及展示其治国的才能,就遇上了王仙芝、黄巢起义,而且被起义军俘获。虽经他人帮助而跑掉,逃回中条山,但这一经历对司空图有很大的影响,由此他选择了归隐的道路。此后,他的思想中仍有退隐与报国的矛盾,当僖宗又蜀还京,任命他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时,他奉旨出山了,但不久又辞归。以后即在中条山过着闲雅的生活,看上去颇为自得,但唐哀帝被朱全忠鸩杀,他闻讯后又绝食而死,表现出对唐廷的忠心和对时世的绝望。因其为唐廷灭亡而死,《新唐书》将他列入《卓行传》。司空图向后世展示了隐士与忠臣两种不同的形象,这两种形象都有其真实性,他这两种不同身份也都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不过,他主要还是一个隐士,过着一种从容、悠闲的生活。这与其经济条件有关,也与他的思想信仰有关。后人常认为司空图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实际上,他对先秦儒学并无真知,心中没有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这与真正的儒者不同。凡是真正坚持儒家思想原则的人,总是不满意于社会,也为社会所难容,很难有从容、闲雅的心态。司空图却不如此。他隐居时心安理得,其诗歌表现了这种心态:“时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 “ 浮世荣枯总不如,且忧花阵被风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 他的一生中也有一种转折,即在遭遇黄巢起义军之时,此前锐意仕进,此后则归隐山林。但司空图仕进主要为求名,归隐则为避祸,与儒家思想原则无涉。正因如此,司空图才能为文“犹事放达”。自然,司空图又被尊为“节士”但他所忠诚的是唐廷而不是儒家思想,因此,他不能无意像皮日休那样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腐败。他所做的主要是潜心研究诗歌艺术,总结诗歌艺术经验。

  司空图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且在诗歌创作上相当自负。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一口气列举自己的二十三联诗句自我欣赏。其诗句有“草嫩侵沙长,冰轻著雨销。”“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晚桩留拜月,春睡更生香。”等等。司空图说自己的这些诗句“皆不拘一概也”,“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但这些写闲居日常生活的诗句,并无动人的情感。有的诗歌如《华下》:“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抒发了隐居避世而又不忘朝廷安危、压抑感伤的心情,是颇能动人的。不过,这样的诗歌不多。总的说来,司空图的诗歌水平不高。苏东坡对司空图颇有好感,曾言:“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但同时也说其诗“寒俭有僧态”。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对他的评价是:“篇法未甚谙,每每意不贯浃,如炉金欠火未融。”清人翁方纲更言:司空图“论诗入超诣,而其所自作全无高韵,与其评诗之语竟不相似,此诚不可解。”翁方纲说司空图之作“全无高韵”,大体符合实际,说其诗与诗论不似“诚不可解”,其实倒没什么难解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研究是不同的。诗歌创作需要情感,而且,这又不能是那种个人的一己之情。大诗人都需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深广的同情心,这才能写出第一流的作品而当他们能够写出第一流作品时,往往无意研究诗歌的创作问题。另有一些人平息了自己的感情,能够潜心研究诗歌艺术,但他们往往又因为情感的弱化而写不出优秀的作品。

  司空图作为一个诗人成就不高,作为一个诗论家,却有独到之处。他的诗论代表作有《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题柳柳州集后序》、《与极浦书》等。在这些著述中,司空图表达了他关于诗歌艺术的一系列的看法。司空图主张诗歌既要有“韵”又要有“格”,不过,在“格”与“韵”之间,他更重视的还是“韵”。他认为有“韵”的诗歌,应该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所谓“近而不浮”是就诗歌形象的具体性而言的。诗歌所描写的形象如果是活生生的,给人以鲜明、真切的感觉,仿佛就在眼前一样,这就是“近而不浮”;所谓“远而不尽”,是就诗歌的涵蓄性而言的,诗歌应有真切的形象,同时又能唤起读者的想象,让读者能够进入一个无尽想象的艺术空间。司空图认为,诗歌只有“韵”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韵外之致”唯有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才是有“韵外之致”。

  司空图论诗重“味”。味,是借用食品的滋味来形容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南朝时期的作家即把味作为衡量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唐代的王昌龄、皎然等都多次言“味”。司空图关于“味”的说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好的诗歌应有“味”,这“味”又像食物的“美味”一样,与食物的咸酸等不同,咸酸等味是食物的具体的味,而人们饮食时所感到的是一种美味,食物的这种美味虽然离不开具体的咸酸,但它不等于咸酸。司空图借此说明文学作品的具体形象与艺术境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作品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许多具体的形象,但文学作品的真正的醇美之处并不在这些具体的景象上,而在于由这些具体的景象所构成、但又这些具体的景象之外的艺术境界中。这种看法是深刻的。这也就涉及到了司空图一个更为重要的诗学思想命题:好的诗歌要歌应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即除了描绘了具体的形象之外,还能借助象征、暗示创造一种只存在于读者想象之中的、更为广阔的艺术境界。

  司空图论诗言“格”、“韵”,讲究“象外之象”、“旨外之旨”,这些都有深刻的意义,是司空图对中国古代诗歌思想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不过,就司空图本人的思想实际看,在这些词语的背后是一个“雅”字。他讲的“格”虽然有力度的含义,但更主要的仍是强调诗歌的“高格”,而“高格”之“格”,讲的是诗歌的品位。所谓“韵”则更是“雅”的表现,是与”俗“相对的。所谓“有韵则雅,无韵则俗”。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既是雅诗的特点,也是惟有“雅人”才能欣赏的。司空图言:“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言哉!”这不仅是说不容易谈,同时也含有“不足为俗人道”之意。

  司空图的雅化诗学思想,还通过他的诗歌评论表现出来。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等文中,司空图对唐代部分著名的诗人做了评价。在司空图之前,李白和杜甫已经为人所敬仰,中唐的韩愈讲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司空图对李白和杜甫亦有好评,不过他在赞扬李杜时,不是很动感情,而这是有原因的。李白的诗歌最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精神,所谓盛唐精神,首先指一种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同时,也包括着对社会现实的批评,盛唐时期诗人都追求理想,也关注着现实,其诗作往往包含强烈的情感,这与司空图不同。比起李白,杜甫的诗歌更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批评精神,其风沉郁顿挫而又千变万化,同时,杜甫晚年的诗歌又有不避俚俗的特点,这些都与司空图的旨趣不相符合。

  司空图对贾岛的诗歌有褒有贬。贾岛的诗歌有两面性,他本来属于“穷士”诗人,内心不无愤世之情,但因失意生涯过于漫长,愤世之情逐渐消磨,又形成了恬淡自安的心态,并在诗歌创作中显示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这使司空图能够与之认同。但贾岛诗歌风格与司空图毕竟不同。贾岛锐意追求创新,为了创新,他不怕“僻涩”,而且,贾岛毕竟是一个穷士,其诗歌高雅不起来,他甚至欣赏、追求僻涩。这又是司空图所不能满意的。司空图虽然不是官员。但他毕竟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不必或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可以放达。由于生活处境和心态的不同,司空图对贾岛的“僻涩”是不太欣赏的。

  司空图最有好感的是王维和韦应物。不过,他又只是欣赏王维和韦应物诗歌的某一个方面,即他们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清澄澹远的特色。作为盛唐诗人,王维不能不受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他的许多诗歌写得很大气,很开阔。其名句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这决非仅仅是清澄澹远,不过,就主导性风格看,王维的诗歌确实有清澄澹远的特色。韦应物的诗歌也不仅仅是清澄淡远,他写过一些反映战乱、感慨时事的诗歌,这些诗篇饱含慷慨悲愤的激情,继承杜甫而开启白居易,有些诗歌如《骊山行》、《长安道》等等,带有批判的锋芒,因而为写讽谕诗的白居易所赞扬,他在著名的《与元九书》中就讲到:“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韦应物常常把劳动者的贫苦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对照起来描写,这对白居易也是有启发的。不过,在韦应物的诗歌中,有许多确实在追求一种宁静闲适的情调和清丽之美,而这些诗歌才是司空图所欣赏的。

  历史上人们提到王维时往往将王维与孟浩然相提并论,司空图却不如此,这是值得注意的,孟浩然虽属田园诗人,但他的诗歌中往往表现出自己的“羡鱼”之情,即对仕途的向往,且时有盛世而不遇的牢骚,如“不才明主弃”之类,而且其诗歌中不乏“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之类的壮语,他毕竟是盛唐人,其诗歌中有盛唐的气象。司空图不提孟浩然,他讲的是“右丞、苏州”,把王维和韦应物联系到一起,而王维和韦应物的共同之点,就剩下“澄澹精致”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司空图真正欣赏的是中唐大历诗风。

  司空图对唐代的许多诗人都做了评价,但未及李贺和李商隐。李贺和李商隐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而且在当时就都有影响。杜牧对李贺就有极高的评价,李商隐的名气也很大。司空图不提他们,可能是对他们诗歌的风格不欣赏。李贺、李商隐诗歌的一个特点是色彩浓丽,他们都喜欢把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字眼加在名词和形容词上,如“冷江”、“愁江”、“寒绿”等等,同时,又喜欢用“锦”、“绣”“水晶”、“珠”、“玉”一类的词这些字眼带感官刺激性,不像王维、韦应物诗歌那样雅致。司空图对这样的诗歌不会很喜欢。

  在唐代大诗人中,司空图最反感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说:“元、白诗力勍(qíng,强大、有力)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力勍”是说元、白富有资财,“气孱”是说他们气调卑下。司空图从自己的诗歌观念出发,对元稹、白居易诗歌不满,无疑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元、白的讽喻诗与社会现实过于贴近,诗歌中所表现的情感往往也有些直露,缺乏含蓄,这已经不能叫司空图满意,司空图理想的诗歌应该是有“高情远韵”的。其次,白居易和元稹都有对叙事的喜爱和追求,在叙事性诗歌中,需要对对象做细致的描写,而不能过于讲究韵味,司空图对此自然又有不满。再次,元稹和白居易又作过一些艳情诗,这些诗歌自然是不“雅”的。总之,元、白诗歌都有通俗化、世俗化的鲜明倾向,其内容、风格都与司空图南辕北辙,难怪他对其他人都有所肯定,惟独对元、白没说好话。“力勍”似乎是正面的评价,但力勍却“气孱”,就算不上是优点了,而“乃都市豪估耳”,显然带有轻视的口吻,实际是说元白的诗歌俗不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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